文/庸现
肖鲁在第55界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清洗》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由于前段时间上网不方便，很多人对于《清洗》所引发的思考，特别是作品对教会禁忌的冲击，可惜已被吴味先生抢先表达了。“裸”与权力话语。
整个讨论都围绕着肖鲁的“裸”是否具有突破性价值，特别是她的艺术行为是否规范的问题：1. 是否可以用“裸”毫无忌惮地颠覆教会的规矩？2. 是否可以用“裸”来不受策展方案的束缚？3. “裸”是否显得有些“不太智慧”（包括她的支持者）？结论：不过是一次“裸泳”而已。
首先，将其仅仅称为一次“裸泳”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应该承认，在经历了1968年学运，逐渐习惯了在慕尼黑英国公园夏天“素体曝晒”和沙滩上天体浴的人们看来，在欧洲，肉体的裸露已经不再那么容易产生冲击。然而，肖鲁的作品出现在《大运河》的公共展览空间，而且还是被教会“租用”的“艺术区”。如果将其仅仅视为在海滩上随意“裸泳”，就如同杜尚将小便器放在厕所里一样毫无意义。
在苏坚的文章《肖鲁应先“洗脑”》中，对于肖鲁的“越界”行为产生了质疑：“……圣城因其悠久而长远的自由资本主义历史，必然囊括了规则。我想——虽然威尼斯的艺术规范或许已然模糊，但仍应受其约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座拥有“12世纪建筑回廊”的“古老教区博物馆”算是何种地域？虽然尚未深入研究, 只要被称为“教区”，就必然带有既定的规范。没有规范，哪来圣城的荣耀！“ 然而，苏先生所主张的规范，恰恰又陷入了天主教／父系社会话语权的圈套。
中世纪的教会运用神权和宗教法庭来限制异见，这已是公认的事实。然而，即便在今天，天主教仍然限制女性权利，坚持排斥女性担任主教、枢机和教皇等重要职位。随着社会的世俗化，天主教在欧洲逐渐边缘化，其权力机制也逐渐演变为“规训”。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是通过控制、支配和规范来影响人的行为，规训性权力通过规范性的训练来支配和控制人的行为，甚至塑造其行为。这种支配和控制不是通过暴力、惩罚来实现，而是通过日常的规范、监察和训练，以达到支配和控制的目标。” 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的肖鲁或许未曾直接受到教会的压迫，但这并不代表她不会受到教会权力的影响和制约。将展览作品受限于一个“出租”的当代艺术空间，不过是权力的公然示威。在这个前提下，肖鲁的“裸泳”不是在海滩上的矫情漫步，更不是无缘无故的肉体诉求，而是对教会“规训”的有力抗议。
“颠覆”的“再颠覆”
回顾艺术史，许多艺术家以“越轨”来拓展艺术形式与语言的界限。20世纪的先锋艺术更是通过极端的“反艺术”行为来干预生活，从而拓宽了艺术的边界。
艺术史上的先锋往往以颠覆传统“正统”的艺术概念，建立新秩序和观念为目标。与此同时，他们还常常对艺术概念的自我定义以及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提出质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运动通过极端的“反艺术”手段来颠覆观众的视觉习惯，挑战世俗规则，打破常规生活。“震撼”、异化、不协调和抽象成为这些艺术形式的主要表达方式，旨在用“丑陋”来表现现实世界的不和谐之美。先锋艺术的革命性在于它对传统艺术权威的反叛，对艺术历史的否定以及对艺术本质的讽刺。有时，先锋艺术甚至被视为“反艺术”或“非艺术”，它在审美实验中常常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实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现代先锋艺术常常以改变社会现实语境为目标，以乌托邦为理念，将艺术观念的拓展与社会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体现在打破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特别是在对政治现状和社会批判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常常肩负起改变社会现实的使命，成为“革命者”的角色。20世纪俄国先锋派和意大利未来主义就在“社会改革者”的角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艺术实验与政治合谋有时会使艺术失去自由，沦为政治的附庸。作为80年代的先锋艺术代表，《对话》事件让肖鲁置身于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自由之声”。然而，她通过自传小说《对话》澄清了事实：作品的初衷源于个人内心情感，而非彰显社会政治。因此，社会政治似乎退居幕后。她的这种“再颠覆”引发了“颠覆者”的反感。《对话》事件至今令艺术界的权威感到尴尬。
“精子”的流淌，权力的凝视
肖鲁在《精子》中对社会道德和男女角色进行了颠覆。然而，当作品被解读为后现代酷儿女权主义艺术时，肖鲁又通过“再颠覆”摆脱了这种典型女性主义的标签，将作品诠释为对生命和家庭的眷恋。
她的《婚》被李心沫解读为抛弃异性恋社会习俗，追求女性本真，颠覆了异性恋伦理。然而，肖鲁的自我解读是关于建立正常家庭，关于实现自己渴望的愿景。
“秃头”的拒绝，自我定义的力量
由于一系列带有女权主义思想的作品，媒体很快将肖鲁定位为“情感”艺术家。然而，《秃头》行为艺术再次“再颠覆”了这一定位。这个作品让大众更愿意看到她谈情感和私人生活，而不是“女权”。肖鲁的“秃头”行为再次颠覆了所谓的“正常”。
2013年，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清洗》引发了又一轮激烈辩论。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作品的一个点达成了共识：作品过于情感化，缺乏深度，冒犯了教会和策展者。他们认为“艺术家冒犯政治权力是合理的，就像肖鲁在1989年的那一枪一样，因为抗议政治权力是现代公民的责任。但是，对地方教会的抗议就不同了，有些地方教会的习惯是有其合理性的，如果仅仅出于反对而反对，就显得无端。”
然而，正如张羽所言：“真正的‘批评’历来是个人选择和态度的体现。为了捍卫‘批评’的纯粹性，真正的‘异见者’应该与那些世俗的‘国家、种族、阶级’等概念无关！” 肖鲁的作品不仅仅是外表华丽和技巧熟练。从《对话》到《清洗》，她的作品始终坚持着从情感出发的“颠覆”与“再颠覆”的主线，为中国当代艺术开辟了独特的视角。不论是社会批评还是个人情感，肖鲁的作品都直指自由的本质。她是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异见者”，也是“再颠覆”的先驱。
2013年6月27日淮安
